实际上，南海U形线本身的性质与U形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及属性是不同的两个方面，但它们又紧密关联，不可分割。
1785年，亚当斯的朋友、英国牧师理查德•普赖斯(Richard Price)发表题为《论美国革命重要性及其世界意义》的小册子，从追求幸福、增进和平、促进贸易等方面，论述了自己对美国革命的理解。霍姆斯和布兰代斯都相信，美国制度的活力在于其开放性，因为不拒绝任何可能的试验与改革，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从失败中得到经验。
但是宾夕法尼亚与佐治亚两州(邦)政府显然无法做到，加上内部纷争不断，这两部宪法生效之后，就成为州内外批评的对象。为此，有几个殖民地派往大陆会议的代表不约而同地向亚当斯请教，亚当斯也一一回复。在起草《独立宣言》时，弗吉尼亚人托马斯•杰斐逊显然参考了刚刚通过的本州(邦)权利法案，只不过语言更加简练、优雅、流畅。最后，在弗吉尼亚代表理查德•亨利•李的建议之下，亚当斯同意将自己的建议付梓，以书信的形式出版了名为《政府构想》(Thoughts on Government)的小册子。其中包括1637年的普罗维登斯协定、1639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、1641年底马萨诸塞的自由典则、17世纪末宾夕法尼亚制定的几部政府框架文件。
这部匆忙通过的宪法，沿袭了一院制议会传统，当然也没有单独的权利法案，只不过将原来总督和参事会拥有的权力，部分转移到议会。民选的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，而执行权则由十二人的最高执行委员会(Supreme Executive Council)掌握，可推选一人出任执行委员会主席(President)。而工会定位遭到扭曲，被看作政府的一部分，仅仅配合其他部门工作，而不是按照《工会法》第27条的要求，紧急启动集体协商来化解危机。
[15]既然能够实现相同的社会经济目标，凭什么纳粹的做法是不正义的、美国的做法却是正义的？ 在现实主义（Legal Realism）法学家看来，法律根本就没有能力区分纳粹和美国正义与否。[17]而民主就是法律所必须彰显的成就之一，法律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应成为下一代法律学人关注的中心。他们首先力图论证：集体协商与社会生产率并无矛盾。中华全国总工会《工会参加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试行办法》第8条第2款[总工发（1995）12号]。
[50]See Cynthia L. Estlund＆ Michael L. Wachter（eds.），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， Northampton： Edward Elgar，2012， at p.5. [51]See Stephen F. Befort＆ John W. Budd， Invisible Hands， Invisible Objectives： Bringing Workplace Law and Public Policy into Focus， Stanford：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，2009. [52]See Cynthia Estlund，Regoverning the Workplace： From Self-Regulation to Co-Regulation， New Haven： Yale University Press，2010. [53]参见美国参加国际劳工公约的情况，载http://ilo.org/dyn/normlex/en/f？ p =1000：11200：0：： NO：11200： P11200_COUNTRY_ID：102871，最后访问时间：2016年2月3日。从提高效率的角度，应当只保留职代会，工会委员会改由职代会产生。
首先，是否发起集体谈判要约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工会手中。首先，《国家劳动关系法》的立法目的过窄，根本没提民主这回事。于是，集体谈判在国家政策议程中的地位日益下降，这成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衰落的重要动因。第三，以法律形式为多数决原则设置例外，保护少数会员的特定权利。
如今，许多法学院只开设个别劳动关系法课程，集体劳动关系法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知识。而教训在于：如果不限制冲突的范围，任由劳资矛盾演化为全国甚至跨国阶级斗争，并指向国家政制，就会造成持续的社会动荡。这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检验：集体合同很少进入劳动仲裁和诉讼程序。在资强劳弱的格局下，《国家劳动关系法》打击雇主的不当劳动行为，正发挥了多元主义民主完善者（perfecter）[31]的职能。
（一）价值目标：树立工业民主 1.片面维稳思维下的国家主义。在劳资民主制度上，我国最值得向美国借鉴的是对劳动三权的保护。
自此，集体劳动关系法只要能够促进民主，即便维稳效果不及国家直接干预，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，也仍然具有正当性。这首先是指会员对工会事务的参与权，包括知情权、批评权和选举权。
然而，工会集权一旦失去制约，就会走向极端。[75]虽然这种安排违反了集体合同，但是劳动者没有诉讼意愿。不仅国家层面的《集体合同法》拖延二十余年未能出台，[60]而且地方加强集体协商的立法尝试也多以妥协告终。劳动者不仅向工会让渡了与雇主个别谈判的权利，而且让渡了发起协同行动（concerted activity）的权利，包括举行罢工、杯葛和设置纠察线。俄亥俄、加利福尼亚和威斯康星等州都爆发了流血罢工。上述三项措施，第一项试图将会员之间的利益分歧摆到台面上，寄望于通过商谈加以协调，可是很多利益是谈不拢的。
法院和学界越来越认为：仅仅从反腐的角度，都有必要加强会员的民主权利。集体协商是企业民主管理的路径之一，具有宪法地位。
[73]企业曾援引集体合同作为工资、加班费、经济补偿金等的计算依据，或者作为采取不定时工时制的根据，从而对抗劳动者所主张的、法定的更高待遇，并且几乎都获得了法院支持。[35]See Cynthia Estlund，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ing Prestige of American Labor Law Scholarship，23 Comp. LaborL.＆ Pol y J.789（2002）. [36]按照美国国会的意见，该法仅仅针对违反受信义务、贪腐、罔顾雇员个人权利的行为。
[29]利益团体堪称民主的减压阀。扫除了这些障碍，《集体合同法》和地方集体劳动关系立法就有望尽快列入改革议程。
在全总的强力推动下，我国工会建设从公有制经济扩展到私营经济、从大中型企业扩展到小企业。该法首次以立法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了工会结社、集体谈判和发起争议行动的正当性，被公认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兴起的标志。[65]而我国《宪法》则与此迥异，强调在经济生活中实现民主。[65]〔美〕戴维•施韦卡特：《反对资本主义》，李智等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62页。
而美国社会迫切希望筑起法律防线，证明美国体制的正当性，阻止纳粹思潮的侵蚀。从缅因到亚拉巴马，35万纺织工人发动起事，影响遍及全国。
[83] 五、结论 总之，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八十年来的兴衰和跌宕，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工业民主。委托人意志和利益的实现是代表制的两个主要含义，[79]它们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民主——代议型民主和代表型民主。
经验在于：工人通过结成工会，可以增强谈判力，达到与企业一方力量基本相当的程度，劳资双方由此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化解冲突。关于代表的更换，见第30条第1款。
为了如韦布夫妇所言，平衡行政效率与大众控权，[77]不妨将两个目标分别赋予工会和职代会：工会专注于行政效率，走专业化道路，提高从实质上代表会员利益的能力。[71]《工会法》第20条第4款。那么，我国工会是否存在过度集权的现象？答案是肯定的。[20]总之，劳动者向工会让渡权利是获得集体力量的必要代价。
二是劳资民主，是指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实现民主共治。民主是一种重要的宪法价值，在宪法价值序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。
[22]如果能够实现工会集权与工会民主的平衡，就有可能解决民主制的根本问题：如何将行政效率和大众控制结合起来。早在集体谈判方兴未艾的19世纪末，经济学家就对此持有截然对立的看法。
三、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衰落之因 20世纪60年代初，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达到极盛状态。总之，从《宪法》文义和修宪史可见，我国《宪法》上的民主原则及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制度。
